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对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以下简称“三交”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突出的学术价值。近三年来，在组织参与国家“三交”史编纂工作时，笔者一直在学习领会编纂的相关要求和精神，多次参加相关的专家论证会，对于中华民族“三交”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在学习摸索中不断梳理总结和思考。本文源于新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70余年发展的学术路径，结合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就中华民族“三交”史研究的学术基础、基本路径和主要方法等问题，尝试予以分析。

一、“三交”史研究的学术传承和时代意义

（一）“三交”史编纂的学术传承

“三交”史研究所关注的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史，与传统的历史学、民族学领域内的中国各民族史研究有最直接的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既是学术上的继承，也是研究上的发展和超越。“三交”史研究既是源于70余年来中国民族史研究丰硕的成果和奠定的基础，又是在学术层面服务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再出发。“三交”史编纂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充分挖掘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历史上国家团结、民族繁荣的成功经验，以促进各民族广泛地交往交流交融为目标，不断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二）“三交”史编纂的时代意义

2021年3月公布的“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启动新编中国通史编纂工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2021年10月15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汪洋同志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2022年1月25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作部署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编纂“三交”史是认真贯彻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措施，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编纂“三交”史，是在国家层面为整个中华民族著史立传，是赓续盛世修史传统的重要文化工程。通过挖掘、整理、宣传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心灵深处。

2022年9月22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纲要》编写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集中讨论了“三交”史纲要编写的基本思路和重大理论问题，强调要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着眼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深入阐释“四个共同”的学理内涵，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要提升历史叙事的导向性和针对性，弘扬历史自信，掌握历史主动等。在这次会议上，国家民委主任潘岳明确提出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方面为主线来撰写“三交”史纲要。2023年4月13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编纂工作培训班在北京举行，潘岳在会见培训学员时指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系统性工程，进一步明确了“三交”史编纂的时代意义。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通过编纂“三交”史，讲好“三交”历史故事，其意义就在于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智慧，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民族复兴凝心聚力的目的。在学术层面，“三交”史编纂对推进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历史、中国通史的研究，同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三交”史的多学科研究

“三交”史的编纂至少要完成两个超越：一是要超越传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中主要以单一或区域内各民族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二是要越超中国史学科中的专门史主要以单一的族别史、边疆史和区域史为研究对象的路径，要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史观来开展“三交”史研究，以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为整体进行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史研究。因此，多向度研究中华民族“三交”史，既是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特征，也是“三交”史编纂的必然要求。“三交”史编纂，必须坚持以历史学为中心，遵循历史学研究求真求实的基本属性不动摇，同时也一定要坚持考古学、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缘学、历史地理、民族文献等多向度研究。

三、“三交”史研究的四个主要领域

“三交”史研究的四个主要领域，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传统史学研究的基本领域，即通过四个领域内的交往交流交融，揭示中华民族交融汇聚成为一个共同体的历史过程，建构中华民族“三交”史的主体框架。

我们今天进行的“三交”史研究，不同于传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而是把中华民族视为一个整体，研究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各民族内部、汉民族与其他55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汉族发挥了重要的核心作用，中华各民族的大交往、大发展、大交流和大交融的过程，既体现在传统的中国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当中，更体现在以汉族史为主的中国传统历史学研究中的“专门史”研究领域中。

交往、交流、交融这三者之间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交往是过程，是民族间生存和发展、互通有无的基本要求；交流是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是交往的深化和拓展；交融是关键，是长期交往和深入交流中所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果。交往、交流、交融三者呈现出递进关系，但又不可简单化为从初级到高级的直线演进。研究交往交流交融史，实际就是寻找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关系和联系，揭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主流是“合”，过程是“交”，最终达到“融”的地步，从而增进各民族间之间的共同性。

（一）政治方面

中华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增进政治上的“共同性”，逐步形成政治上的统一、稳定和发展局面，所表现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主要包括各级政权组织在中央和地方的政权建设、机构设置、行政区划、政策法令等政治措施，以及政权之间的战争、冲突、朝贡、宗藩、盟约、交通、和亲、联姻等关系，把不同民族（群体）之间越来越密切地联结在了一起。

（二）经济方面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辽阔疆域之内，生产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在不断加深，全国统一性的市场逐步扩大。不同地区、各民族之间在经济上交往交流和交融，体现在生产生活物资的互通、全国性的货币流通和工商业市镇的兴起等诸多方面；体现在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金融等行业之间的互动和发展；体现在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等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密切的关联；体现在国家层面的经济制度、经济部门、经济开发等计划和保障，以及侧重于经济方面的朝贡互市、商贸互动、对外贸易等等。不同区域和各族群众之间的经济活动因交往、交流逐步交融在一起。

（三）社会方面

社会共同体是人们通过一定的纽带或方式联系起来的群体集合，也是不同群体采取的社会组织或存在形式。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由于政治、军事、商业、社会、宗教等因素引发了人口流动、群体迁徙等。各民族之间促进社会共同性的交往和交流，体现在物质生活层面的服饰、饮食、居住、医药、交通、婚姻、家庭、娱乐、习俗、节日、交际等方面。促进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还会直接受到社会各群体的多种流动形式，包括出仕、调任、贬谪、调军、行商、坐贾、流民、流寓等等的影响。从历史的发展看，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整体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不断冲击着传统社会设定的或固化的各阶层间的壁垒。但也不排除某些时期社会流动性的下降，比如某些族群出于特殊的原因，离开了社会交往和交流的主要区域。中国古代社会群体的社会流动性，往往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展开的，某些边疆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社会流动性在某些时段也可能表现得较为突出。

（四）文化方面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文化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共同体是在长期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文化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史，主要通过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儒家经典、诸子思想、宗教信仰、民风民俗、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交流来实现。在长期的交往和交流过程中，各民族在精神文化层面的交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交流和交融或许有强制或引导性的，但潜移默化和不经意间的变化为数更多。

四、“三交”史研究中的坚守与突破

编纂《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是在继承中国优秀史学编纂传统的前提之上，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基础，充分体现编纂工程的政治性、政策性和学术性要求，要实现创新性发展，就必须处理好编纂过程中的坚守与突破的关系。

（一）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史观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是要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立场上，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通过阐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深刻体现出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情感上的相互亲近。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以各民族“四个共同”为引领，讲清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史观，还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的中华民族史观。在准确把握正确的中华民族史观内涵的基础上，批判民族领域历史虚无主义，分析研究当下错误的历史观主要代表性观点及其危害，如解析和回应“内亚史”“新清史”“征服王朝论”以及分裂势力宣言的“突厥民族史”“大元史”“台湾民族论”“香港民族论”等错误的历史观。

（二）正确看待历史上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争

深刻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观念和多元一体格局，要正确看待历史上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争。对此问题把握的基本原则是应该客观评价战争的性质，承认战争是交往的重要方式，不回避；同时应该去标签化，即把历史时期凡是有少数民族参加的战争，都标签化为“民族战争”，这是不妥的，也是不客观的。应从客观的历史史实出发，转换观察引发战争或冲突矛盾的视角，主要从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角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多向度“三交”史研究亟待加强

“三交”史研究的多向度还有明显的不足。学者相对更关注汉族与各民族的交融，对各民族内部及各民族之间的交融关注较少；关注民族交融的正面范例多，回避了交融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与经验教训，缺乏反思深度；关注内地对边疆的单向度输出，而忽视边疆对内地的影响；描述性的研究成果众多，而问题意识与深度思考则有所缺失。此外，中部及东南沿海地区、港澳台及海外侨胞的“三交”史研究，还非常匮乏。

以编纂“三交”史为契机，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过程及规律的研究，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民族“三交”史编纂工程、中华民族史研究等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尤其是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讲述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历史，发挥以史育人作用，不断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

（作者：彭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